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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既適用於地球上典型的难民案例，也適用於外星人的情况。
而这类情况的可怕之处在於：即便是本性善良、慷慨的人，在这种时候也有可能做出残忍的举动。
我想，经歷了新冠疫情这场漫长且令人心力交瘁的全球隔离之后，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已不再完全是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了。
如果一艘载满各种未知生物（这些生物可能成为入侵物种）的外星瘟疫飞船降临，且对任何通讯都无动於衷，只是强行著陆，我们该怎么办？出于谨慎考虑，有人会说应该用核武器摧毁它。
因为只要存在哪怕一丝生物相容性的可能，那么只要有一个微生物从飞船中逃逸出来，就可能摧毁我们整个生態系统。
如果这些外星人来自一个有道德的文明，他们会理解我们面临著诸多未知，会在採取行动前尽力去釐清这些未知。
但当时情况危急，风险巨大，我们根本无法冒险。
我不能说这种做法符合伦理，充其量只能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我是人类太空舰队的指挥官，在一个宜居星球上调查一艘侦察舰的失踪事件，结果发现当地文明曾试图与我们的侦察舰取得联繫，但侦察舰没有回应，於是他们为防止舰上可能携带的疾病或入侵物种扩散，將侦察舰炸毁了。
此时，我们不会为了报復而向他们开火，反而会告知他们侦察舰上人员的姓名，並询问他们是否允许我们在当地建立太空港或大使馆——毕竟，这里如今已是孕育生命的摇篮，以此来纪念侦察舰上人员的牺牲。
之后，我们或许还会告诉他们：除非能百分之百確定安全，否则我们人类的任何飞船都绝不会试图在陌生的外星生態系统中著陆。
我们的船员寧愿自我毁灭，也不愿让无辜的生命陷入危险。
因此，要么是我们的船员当时失去了行动能力，连自动安全装置也失灵了；要么就是他们炸毁侦察舰的行为，帮我们清除了叛徒和懦夫。
无论如何，既然飞行记录仪已经化为灰烬，我们大可以对船员们抱有善意的揣测。
而且，在我们自己的星球上，如果那位指挥官因报復而向对方开火，他肯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同样的道理也適用於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强行打开外星飞船，无意中杀死了飞行员，甚至对一具正被纳米机器人修復的尸体进行解剖，后果也会十分严重。
无论是外星文明还是人类文明，任何一个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文明，其共同特质都应包括好奇心与谨慎。
他们也会明白“意外后果法则”
，以及好奇心往往会伴隨著意外后果这一事实。
你的应对选择，取决於你的能力以及你对风险的认知。
如果外星飞船降落在沙漠中央，且毫无回应，我们或许可以在该区域设立隔离带，並用紫外线长时间照射飞船外部。
这是一种冒险，但如果成功，我们可能会获得惊人的新技术和新知识。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要防范的不仅仅是可能逃逸的生物病原体——这些病原体来自陌生环境，可能对我们的消毒手段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和生存能力——还要警惕那些可能存在於太空文明普通公民体內的隨机纳米机器人。
这些纳米机器人无法在核爆炸中存活，而且它们很可能设有安全机制，確保在离开宿主身体后，不会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擅自行动。
但其中或许有这样一种机制：如果宿主实际上已处於死亡状態，纳米机器人会吞噬一切必要的物质来修復宿主，或將宿主的大脑信息储存起来並发送回母星。
这意味著，纳米机器人可能会隨意破坏飞船的密封结构，导致病原体泄漏；同时，它们还可能摧毁当地的地貌，建造小型堡垒、发电站和信號发射器，以確保能將宿主的大脑信息成功复製並发送回母星，或是在修復宿主的过程中保护其安全。
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当然希望他们已採取了充分的防护措施来保护当地生命，也希望他们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无条件相信他们而心生不满。
很可能他们也明白“陌生人危险”
的道理——对於任何一个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竞爭中脱颖而出的生物而言，这种意识都应该是普遍存在的。
如果他们在了解情况后仍然表现出敌意，那么他们很可能既不会考虑保护未知外星生命的安全，也不是我们能够与之建立友好关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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