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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
，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啊啊！
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
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
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
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
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
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
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
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
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
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
海民同意了。
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这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
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亭同志。
不过，他即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组内。
玉亭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资本主义复辟行为”
——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
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
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
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象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
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
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
牲畜由干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
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予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制组并不是个例外。
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
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
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指示。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
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
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
情况真是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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