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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私有制文化的熏陶下，百姓对税没有多高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轻徭薄赋的就是仁君。
征收重税的就是暴君，要想改变对税地错误认识，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而在中国，要想维持国家的凝聚力。
统治者的个人声望是一件很重要地事情，尤其是人民已经开始觉醒的时候，关绪清并不打算为了教育税而破坏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政府形象。
同理，发行教育彩票暂时也只可能是镜中影、水中月的事情。
虽在整个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财政压力又很大地背景下，发行教育彩票是一条可行的投入渠道。
像后世英国每周彩票售额已达1亿英磅，美国仅德克萨斯州的年彩票销售就达到32亿美元。
美国有13个州部分或全部把彩票收入投入到教育中。
加利弗尼亚1美元的彩票就有34分用于教育。
发行专门地教育彩票。
能更好地吸收利用社会闲散资金。
发展教育事业。
是远比那种希望工程要好的多。
所以关绪清只能把扩大教育投入的希望寄托在另外两条措施上，好在这两条都十分切合中国的国情。
建立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及贷款机制，就是国家把主要的投入放在义务教育上，而非义务教育在明确国家担负一定培养费用的情况下，按照“谁受益，谁承担”
和成本分担的原则进行收费。
考虑到高等教育成本甚高，保证受教育机会平等原则及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最后关绪清把大学的学杂费定在了占培养一个学生总经费成本的5O%～65%这个范围内。
对于特别困难者，国家通过建立学生贷款、奖学金等多元化资助体系保障有才华但家境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这正是国际惯例。
如美国执行“学费折扣”
，对那些不能负担全部教育费用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
澳大利亚从1989年开始正式实施‘高等教育献方案‘的学生资助政策和澳学助学金。
除了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教育的规划也是这次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确定教育经费分配的问题。
一般来说，国际上教育经费分配的变化是与经济、教育发展变化相适应的。
经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以义务教育（一般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初中阶段）为重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向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经费分配也相应调整。
曾满超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成本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公共经费占整个经费的一半，中等教育占13，15。
这种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情形是稳定国家投资主要用于普及义务教育，年义务教育占总经费的59%，开设私立学校。
集聚民间财力加以实现。
这对一切教育经费短缺而又奉行“追赶战略”
的中国来说，不无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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